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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种业进入中国市场的话题近期备受关注。孟山都、先锋、拜耳等国际种业巨头纷纷涉足国内市场,有人惊呼:“狼来了”,认为“中国种业正在遭受灭顶之危”。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国内种业需要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管理理念,这不仅有助于国内种业快速发展,也会有效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强农产品供应能力。
“洋种子”独领风骚,几家欢乐几家愁
陕西渭南市三张乡薛家村农民王占和今年种了5亩玉米。夏天持续的阴雨天气曾经让他非常担心收成,但收获时他乐不可支――亩产959斤,比村里其他人家要多打200来斤!主要原因,是他用了“先玉335”这个新品种。
这个“洋种子”是美国杜邦集团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花了20多年时间,专门针对中国市场培育的。其独到之处在于:依据田间种植密度按粒包装、单粒点播,耐旱耐盐碱,籽粒重、水分少,产量高,因此受到农民广泛欢迎。
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刘石算过一笔账:“先玉335”在国内种植面积已达1900万亩,按每亩平均增产170斤计,实际带来增产32.3亿斤。如果按市场平均售价每斤0.62元计,因种植这个品种玉米给农民带来的增收额达12亿元。
由于“先玉335”出芽率接近100%,能够做到一穴一粒,大大节约了制种所耗耕地、人工和资金成本。我国每年用于玉米制种的土地面积为350万至400万亩,如果全面实现单粒播种,制种面积可至少缩减200万亩;每亩耕地制种成本约为1500元,实现单粒播种后可减少制种成本30亿元;全国玉米种植面积约3.7亿亩,保守估计间苗用人工为每亩10元,至少可节约35亿元以上。
根据记者调查,目前在水稻、小麦、玉米这三大粮食作物中,玉米种业面临的外资竞争压力最大。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世煌说,我国种业起步晚,基础弱,虽然拥有本土化的资源、市场、价格和人才优势,但跨国公司依靠强大的研发实力、雄厚的资金优势、人才优势,成熟的市场运作技巧和先进的企业管理能力,已对我国种业构成竞争压力。
同时,外资种子公司也丰富了我国的种质资源,更新了育种理念,给国内种业带来了服务、质量、诚信、竞争、品牌和人才意识,刺激了我国育种技术的发展。例如,近年来普遍应用“洋种子”的蔬菜产业发展迅速、大量出口,给菜农带来了较大效益。
研发能力差是制约种业发展的根本
在国际种业巨头雄厚的资金、技术背景和先进的管理运作理念面前,国内的种子企业显得“弱不禁风”。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全国持证种子企业多达8700家左右,注册资本在3000万元以上的只有200多家。与种业发达国家相比,国内种子企业“多、小、散”,自身积累少,实力普遍较弱。
有业内人士对此认为,在这种极度分散的产业格局下,要追求产业现代化、生产效率的提升,满足市场发展需求,在竞争环境中与跨国公司全面抗衡,无疑是“超现实主义”的美好愿望。
“把国内种业目前相对落后状态冠以‘民族种业’而‘保护’起来,避免竞争,无视下游产业发展和农民利益,是典型的概念滥用和误导。”刘石说,“种子产业与种植业是农业产业链上两个息息相关但又不同的环节。国内种业产值与下游种植业产值相比只有大约5%。为保护这5%的产业利益而不惜牺牲农业发展速度和效率,得不偿失。”
一些农业科技人员认为,我国种业虽然还没有到“灭顶之危”的地步,但的确已经到了要“捏把汗”的时候了。其主要原因,是企业研发能力差。据调查,在8700多家种子企业中,育繁推销一体化企业仅有95家,大部分企业没有自主研发能力,88%的品种出自科研单位。而美国的科研院校仅作基础性研究,95%的品种出自种子企业,企业工厂化式育种大大提高了育种水平和效率。
张世煌说,即使有研发能力的企业也投入不足。大多数企业都“只买不研”,有些甚至只向研究机构买新品种审定的批号,投入市场的却是传统而可靠的品种。对于已具备商业化育种基本条件的农作物,大多数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仅为2%至3%,而跨国公司一般科研投入占销售额的10%左右。
“与狼共舞”更有益于种业健康发展
我国科研单位每年选育出大量的组合(品种),但其遗传背景相似,同质化品种多,个性化品种少,最终的结果就是品种寿命短。农业部有关人士对此评价说,育种科研单位多以出论文、出品种为目的,追求短平快,而种质资源的搜集、整理与改良等基础性研究却很少开展,造成每年有上千个品种参加区试。
其重要原因是,一个新品种从研发到市场化的周期长达10年以上,而目前国家的项目管理方式多以3年、最多5年为周期,而且缺乏对前期基础研发的投入,这样的投入和考核机制违背了科学常识,也不利于种业技术进步。
农业科研机构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和商业利益相混淆,则是一只阻碍种业科技进步“看不见的手”。据中国农科院农经所调查,目前全国450多家科研院所创办了3000多家种子公司。科研单位利用国家投资选育出品种后,要么自己办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种子企业数量增加;要么高价转让给一家甚至多家企业,致使企业获得品种具有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发展的后劲,难以持续发展。
为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等部分专家提出,根据我国国情和体制现实,建议联合国内优势科研单位和优势种子企业,按照种业生产的相互关系在种业的上中下游形成链条,上游以整合优势科研单位力量为主,中游以整合国家和省级种子企业力量为主,下游以整合主产县的经销商和基层推广队伍为主。上游进行种质创新和品种培育,然后交给中游进行种子生产后再由下游进行市场销售网络与售后服务,相互之间进行明确的分工协作。
资源整合的重点是协调相关方的利益问题。张世煌说,我国种子市场有着巨大的利益空间,多年来的激烈市场竞争的结果形成了育种单位、企业、经销商、个人等多方利益。应当从高层谋划,做好国家利益与这些利益关系的有效协调,真正促进科技人员分流,纠正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些业内人士还提出,应当考虑如何从国家长久利益出发,积极扶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把有关部门各自主管的种子研发、转化、产业化项目进行集中投入,形成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目前的各自为战、分散投入。
“洋种子”独领风骚,几家欢乐几家愁
陕西渭南市三张乡薛家村农民王占和今年种了5亩玉米。夏天持续的阴雨天气曾经让他非常担心收成,但收获时他乐不可支――亩产959斤,比村里其他人家要多打200来斤!主要原因,是他用了“先玉335”这个新品种。
这个“洋种子”是美国杜邦集团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花了20多年时间,专门针对中国市场培育的。其独到之处在于:依据田间种植密度按粒包装、单粒点播,耐旱耐盐碱,籽粒重、水分少,产量高,因此受到农民广泛欢迎。
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刘石算过一笔账:“先玉335”在国内种植面积已达1900万亩,按每亩平均增产170斤计,实际带来增产32.3亿斤。如果按市场平均售价每斤0.62元计,因种植这个品种玉米给农民带来的增收额达12亿元。
由于“先玉335”出芽率接近100%,能够做到一穴一粒,大大节约了制种所耗耕地、人工和资金成本。我国每年用于玉米制种的土地面积为350万至400万亩,如果全面实现单粒播种,制种面积可至少缩减200万亩;每亩耕地制种成本约为1500元,实现单粒播种后可减少制种成本30亿元;全国玉米种植面积约3.7亿亩,保守估计间苗用人工为每亩10元,至少可节约35亿元以上。
根据记者调查,目前在水稻、小麦、玉米这三大粮食作物中,玉米种业面临的外资竞争压力最大。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世煌说,我国种业起步晚,基础弱,虽然拥有本土化的资源、市场、价格和人才优势,但跨国公司依靠强大的研发实力、雄厚的资金优势、人才优势,成熟的市场运作技巧和先进的企业管理能力,已对我国种业构成竞争压力。
同时,外资种子公司也丰富了我国的种质资源,更新了育种理念,给国内种业带来了服务、质量、诚信、竞争、品牌和人才意识,刺激了我国育种技术的发展。例如,近年来普遍应用“洋种子”的蔬菜产业发展迅速、大量出口,给菜农带来了较大效益。
研发能力差是制约种业发展的根本
在国际种业巨头雄厚的资金、技术背景和先进的管理运作理念面前,国内的种子企业显得“弱不禁风”。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全国持证种子企业多达8700家左右,注册资本在3000万元以上的只有200多家。与种业发达国家相比,国内种子企业“多、小、散”,自身积累少,实力普遍较弱。
有业内人士对此认为,在这种极度分散的产业格局下,要追求产业现代化、生产效率的提升,满足市场发展需求,在竞争环境中与跨国公司全面抗衡,无疑是“超现实主义”的美好愿望。
“把国内种业目前相对落后状态冠以‘民族种业’而‘保护’起来,避免竞争,无视下游产业发展和农民利益,是典型的概念滥用和误导。”刘石说,“种子产业与种植业是农业产业链上两个息息相关但又不同的环节。国内种业产值与下游种植业产值相比只有大约5%。为保护这5%的产业利益而不惜牺牲农业发展速度和效率,得不偿失。”
一些农业科技人员认为,我国种业虽然还没有到“灭顶之危”的地步,但的确已经到了要“捏把汗”的时候了。其主要原因,是企业研发能力差。据调查,在8700多家种子企业中,育繁推销一体化企业仅有95家,大部分企业没有自主研发能力,88%的品种出自科研单位。而美国的科研院校仅作基础性研究,95%的品种出自种子企业,企业工厂化式育种大大提高了育种水平和效率。
张世煌说,即使有研发能力的企业也投入不足。大多数企业都“只买不研”,有些甚至只向研究机构买新品种审定的批号,投入市场的却是传统而可靠的品种。对于已具备商业化育种基本条件的农作物,大多数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仅为2%至3%,而跨国公司一般科研投入占销售额的10%左右。
“与狼共舞”更有益于种业健康发展
我国科研单位每年选育出大量的组合(品种),但其遗传背景相似,同质化品种多,个性化品种少,最终的结果就是品种寿命短。农业部有关人士对此评价说,育种科研单位多以出论文、出品种为目的,追求短平快,而种质资源的搜集、整理与改良等基础性研究却很少开展,造成每年有上千个品种参加区试。
其重要原因是,一个新品种从研发到市场化的周期长达10年以上,而目前国家的项目管理方式多以3年、最多5年为周期,而且缺乏对前期基础研发的投入,这样的投入和考核机制违背了科学常识,也不利于种业技术进步。
农业科研机构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和商业利益相混淆,则是一只阻碍种业科技进步“看不见的手”。据中国农科院农经所调查,目前全国450多家科研院所创办了3000多家种子公司。科研单位利用国家投资选育出品种后,要么自己办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种子企业数量增加;要么高价转让给一家甚至多家企业,致使企业获得品种具有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发展的后劲,难以持续发展。
为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等部分专家提出,根据我国国情和体制现实,建议联合国内优势科研单位和优势种子企业,按照种业生产的相互关系在种业的上中下游形成链条,上游以整合优势科研单位力量为主,中游以整合国家和省级种子企业力量为主,下游以整合主产县的经销商和基层推广队伍为主。上游进行种质创新和品种培育,然后交给中游进行种子生产后再由下游进行市场销售网络与售后服务,相互之间进行明确的分工协作。
资源整合的重点是协调相关方的利益问题。张世煌说,我国种子市场有着巨大的利益空间,多年来的激烈市场竞争的结果形成了育种单位、企业、经销商、个人等多方利益。应当从高层谋划,做好国家利益与这些利益关系的有效协调,真正促进科技人员分流,纠正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些业内人士还提出,应当考虑如何从国家长久利益出发,积极扶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把有关部门各自主管的种子研发、转化、产业化项目进行集中投入,形成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目前的各自为战、分散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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