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直通车综合报道：国家发改委、农业部近日联合下发一份关于种子限价通知，引起种企人士质疑的同时，也引起学者、科学家对我国育种体系的反思。 

　　当前，春耕生产正在从南到北陆续展开，各地相继进入用种高峰期。国家发改委、农业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种子价格和质量监管工作。强调必要时可依法采取规定最高限价、限制批零差率等价格干预措施，防止种子价格出现大幅波动，以保护农民利益，促进粮食和农业生产稳定发展。 

　　对于这一最高限价政策，不少种业人士表示质疑。国内某上市种业公司的一位老总认为，此举不仅不会帮助农民，反而会给中国农业发展造成重大“内伤”。 

　　“我觉得最高限价是对的。”知名“三农”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种业将遭内伤？ 

　　上述种业公司老总认为，从以下多个方面来看，种子的价格都不应该被限制。 

　　首先，我国目前种业的定价机制并不合理。中国种业定价的基本原则与大多数“中国制造”的行业一样，即“成本核算法”。“成本核算法”的基本思路是考虑生产过程中原材料消耗、劳动力的投入及其他直接生产成本的支出，再加上行业公认的“毛利率”，最后形成了产品的最终定价。这种定价的缺点是基本上没有考虑研发费用、环境成本、效率提升和技术服务的内容。 

　　其次，　根据农业生产投入的构成比重来看，种子也不应该是价格限制的主要对象。农业生产支出的主要构成由高向低，分别是化肥、劳动力、灌溉、农机、种子和农药。种子的成本支出所占的比重很低，其价格对比其增产的贡献率来讲是最低的，所以也根本没有限制的理由。 

　　第三，种子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其最看重的是投入产出比，而不是价格。这就是为什么最贵的番茄种子卖到每公斤32万美元仍然有农户愿意购买的原因。 

　　第四，从目前中国种业与世界种业的价格水平差异来考察，中国种业的定价水平还远远处于一个低价竞争的阶段，中国目前大田作物种子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应有的价值。 

　　上述公司老总认为，中国种业普遍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不高，缺乏基本的推广和服务能力，赢利能力不强。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进行“最高限价”，对于一个原本已经很弱势的产业的发展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最终会造成严重后果：科研投入减少进而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假冒伪劣横行，最终是产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限价有理 

　　“我佩服他敢说真话，但他很多观点都站不住脚。”郑风田说，上述种业公司老总“显然混淆了很多概念”。 

　　郑风田说，目前种子的定价机制并非没有考虑研发成本，国内很多种子公司都脱胎于科研院所或者大学研究机构，国家对作物育种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很多种子公司都从中受益。 

　　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对《科学时报》记者透露，仅2010年科技部的一项科技计划中，投入杂交水稻3亿元、普通水稻3亿元、小麦1.5亿元。 

　　郑风田还认为，相对于2亿多分散的农户来说，种子公司实际上处于垄断状态。 

　　“对于某一个乡镇来说，可能只有一两个品种表现良好，获得农户的认可，它要趁机涨价的话，农民没有任何办法。”郑风田说，“2亿多分散农户面对种子公司没有任何议价能力。” 

　　此外不应该将大田作物（水稻、小麦、玉米等）种子价格运行机制与蔬菜等相比较，农民愿意买高价的蔬菜种子，是因为种菜有收益，而种粮食收益不大。 

　　把国内种子价格和国外相对比显得更不靠谱。“美国是大农场，一种就是几十万公顷的面积，他当然用得起高价种子。” 

　　郑风田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实行低粮价政策，农民并不能从种植粮食中获得较大收益，这就必须保证农民种植成本的低投入。如果投入过高，收益又差，农民就会放弃种地，国家粮食安全就沦为空话。 

　　基于这一现实，国家先后取消了农业税，并对农民进行农资补贴、良种补贴等多种补贴。良种补贴实际上使得种子公司受益，事实上这鼓励农民购买品质更好而价格相对高一些的种子。 

　　但现实并不乐观，　“我们经常到底下去调查，农民都抱怨说，化肥涨点、种子涨点，国家的这点补贴都涨没了。”郑风田说。 

　　“从2亿多小农户的角度考虑，政府应该站在农民这一方。”郑风田说，“这是我的价值判断，我一直站在农民的角度来判断问题，因为他们太弱势了，还要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重构育种体系 

　　然而关于种子最高限价的争论已经持续很多年，郑风田认为，更深层次的因素和整个粮食市场、育种体系有关系。“我们国家粮食市场还是半市场化，种子公司想搞纯粹市场化可能吗？” 

　　郑风田认为，人为做强、做大几个种子公司并不靠谱。因为大公司必须靠大利润支撑，而作物育种周期至少得10年。大公司资金充裕后也只能到处买种子，为了追求高利润，就会高价卖给农民，最后整体抬高种子价格。 

　　“高价种子必须高粮价才行，而粮价必须是低价。”郑风田说，在这一矛盾的现实下，比较理想的模式是建立公益性的育种体系。 

　　“我一直认为，我国大田作物种子的育种体系应该是公益性的育种体系，国家应该每年给大学和研究机构投入大量的经费，让他们去育种，育出种子低价卖给种子公司，种子公司繁育后低价卖给农民。”郑风田说。 

　　上述中国工程院院士却认为，一味投钱并不能解决问题。 

　　“国家长期重视，可总产还是那个样子。每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那么多，哪个品种提高了5%，提高了10%？”该院士质疑道。 

　　“过去十几年来，我们国家推出了那么多新品种，为什么总产老是上不去呢？”该院士认为，有必要认真思考整个粮食生产政策，“如果不对症下药，就会还是老样子”。